本文在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的第一抽象以及作为一种人的行动和情绪状态的痕迹的第二抽象之外，提出“第三抽象”的概念， 作为减少艺术史研究领域交流障碍、增进对话可能性的一种实验方案。

本文梳理了鸦片战争后六十年中国士大夫对“变局”的表述，以德国历史学家科泽勒克的“鞍型期”为基本概念，认为与欧洲1750—1850/1870年间的转型期相对应的近代中国过渡时期，既是王尔敏从中国社会出发所认为的晚清六十年（1840-1900），也是张灏从中国思想出发所确定的甲午战争之后三十年(1895-1925)。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脱离与传统过于紧密联系的近代早期，形成了通向现代世界的转折阶段。原本不属于同一时代的近代早期与现代的一切相汇聚。文章还运用“跨文化性”与“文化互化”的理论，认为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不再是同质性与单一性，而是异质性和混合性，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文化圈”及“文明的冲突”等理论进行了批判。

1947年印度政府选派了师觉月和十名留学生来华。日常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之外，他们在北平的课外生活过得丰富多彩。 1948年北京大学举办了两次具有跨文化性质的音乐会，本文利用当时各家媒体的报道和日记等史料，梳理了印度师生的参与细节，揭示了这些音乐活动所产生的文化感染力，及其在促进中印文化交流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艾德尔达·马熹、菲利波·高察和雷纳塔·皮苏是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中国学研究专家，曾于1957年至1960年期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意大利学生提供的首批奖学金，在北京大学度过了三年的留学生活。本文回顾上述三位学者来华留学及其归国后的经历，旨在考察他们在当代意大利中国学研究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简要阐述当今意大利中国学研究的整体格局。

本文以16至19世纪海上贸易为背景，探讨墨西哥“中式长裙”与荷兰的“日式长袍”所折射的西方社会对东方文化的认知与想象。通过分析海上贸易中丝绸、瓷器、茶叶等东方商品的流通，揭示海上贸易的商品如何从物质奢侈品演变为文化符号，催生欧洲“中国风”与“日本主义”艺术潮流。墨西哥"中式长裙"融合了西班牙殖民风格、墨西哥本土工艺与亚洲元素，其名称虽保留“中国”标签， 实则是墨西哥文化元素与东方文化想象的结合，已经成为墨西哥民族身份的象征。荷兰“日式长袍”作为知识阶层的身份符号，体现了欧洲社会对日本美学的本土化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