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

作者：汤一介

出版社：北大跨文化研究中心

出版年：2011-12-23

一、当前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从全世界说，将可能是自18世纪以来第一次“启蒙运动”开始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向第二次“启蒙”的后现代社会转型。从我们中国说，将是处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这个时代对人类社会说将是走向新时代的一次难得的机遇。我们知道，西方资本主义自18世纪“启蒙运动”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这三百年的历史也是西方取得辉煌的“现代化”的历史。但到现在，“现代化社会”的矛盾日益显露，出现了许多深层的难以克服的问题。康德（1724－1804）提出的“要敢于用理性”作为“启蒙运动”的口号，但是“理性”现在发生了问题。本来“理性”包含着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它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现在的情况是“科学万能”的“工具理性”一枝独秀，而具有人文精神的“价值理性”被边缘化了。这样使一切都变成了“工具”，不仅“人”对“人”是一种“工具”，而且“人”把“自然界”也变成了可以任意利用的“工具”。当前对“自然界”的无量开发和破坏，自然资源的浪费，臭氧层变薄，海洋毒化，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严重的损害了“人”和“自然界”的正常和谐关系，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通过了一份限制大气污染的《京都议定书》，但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此设制了种种障碍，近日加拿大又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这说明，“启蒙运动”提出的“理性”已被西方国家的某些主政者变成“非理性”的功利化“工具”。“自由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曾使工业化以来人类社会的财富极大增长，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受益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