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对话》十年发展规划
                                               ——2013年《跨文化对话》碰头会发言记录

2013年5月12日于朗润园

出席人：法方  吴瀚（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金丝燕、陈力川

        北京  乐黛云、赵白生、严  军、董晓萍、朱竞梅、张  锦

        南京  钱林森、唐建清、余  斌

主持人：赵白生

乐黛云：我先讲几点最近思考的问题：

1，我们已经进入了跨文化的多元时代，未来十年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现实，关注五大洲。我们这个团队在这方面一直有着很好的传统，例如我们参加在巴西召开的几次世界大会，讨论关于转基因问题；我们又接待了来自五大洲的学者在银川考察了中国农业。这些活动在《跨文化对话》上都有反映。我们要把这个传统延续下来。最近我们与意大利罗马大学合作试图把各大洲的跨文化组织联系起来，我们已经发表了五个跨文化宣言，来自中国、罗马、埃及、巴西、古巴等地。我们准备在《跨文化对话》杂志上发表和继续发展跨文化宣言。赵白生最近写了《全球一盘棋怎么下》这篇文章，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要切实努力将跨文化对话扩展到全球各大洲。

2，在跨文化的基础上我们要力求对思维方式、思想方法有所突破。过去我们一直深受主客观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现在需要发展多元共生的思维方式，即复杂思维的模式。《跨文化对话》多次组织过这方面的专稿。

3，网络是我们最重要的交流平台。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还要做全面的计划，分工合作，多为我们的网站提供精彩内容。董晓萍教授的加盟对我们做好网络平台不可或缺。世界各大洲都有一些我们还不知道的跨文化组织，通过网络我们可以相互连接和联系。

4，我们还开辟了一个新平台，即与“北京论坛”合作。“北京论坛”每年都举办国际论坛，提出前沿问题，聚集一批世界顶尖学者发言。我们可以协助《北京论坛》组织发言，也可以在《跨文化对话》上刊出他们的新思想、新主张。具体怎么推进两个平台的合作，严军和赵白生将具体讨论。

5，最后是关于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杂志，让我们的杂志发展得更好。希望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都能在《跨文化对话》杂志上得到体现。我们的杂志已得到很多读者的认可，可以说好评如潮，每期都有读者的反馈。但我们也有不足，比如版面、选题、分量等。唐建清、朱竞梅非常辛苦，今天也希望能更多听到他们的意见。

金丝燕：我主要介绍一下国外的情况。与第一个十年不同，法国对待“跨文化研究”的第二个十年态度开放了很多。

第一个迹象是跨文化以前在法国研究界是不讨论的，而现在以跨文化作为主题进行的研究渐渐增多，比如法国里昂三大建立了“跨文化研究所”，现在是被国家教育部认可、有编号的跨文化研究中心了。

第二个迹象是我们学校也建立了跨文化研究中心，从我们以前的名称“东西方研究中心”改为跨文化研究中心。法国阿尔多瓦大学未来四年发展的四大关键词，其中有两个是文科的，即文化遗产、跨文化研究。这不仅仅是针对与中国的合作，而且标志着法国对跨文化研究这个前沿论题的认可。

最新的动向是，基金会的新项目有两个特点：一是资金一到位马上实施，不会拖延；二是资助时间，现在基本是十年资助。另外，关于我们跨文化对话的十年展望，如果亚洲、欧洲、非洲建立十年原则，我觉得中国学术界举旗跨文化新学科的条件已经成熟。《跨文化对话》原主编李必雄先生非常支持《跨文化对话》的法文出版，基金会也许会将法国的出版转到“发现出版社”，这是一个很支持新思想的出版社。

吴  瀚：很荣幸，第一次来到乐老师家里，认识了《跨文化对话》的新旧成员。你们的会议让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人的礼貌，我本来不准备首先发言，我来此最重要的先是获取信息，然后思考基金会的角色，所以我必须在大家讲完后再讲。

从基金会的角度，我表示祝贺的是《跨文化对话》杂志能够在这样的时代坚持十多年并且越办越好，真的很值得肯定。第二点，乐老师刚讲到走出象牙塔，拥抱文化多元，通过和“北京论坛”的合作发展国际平台，通过网站整合资源，这些都表明《跨文化对话》不但坚持下来了而且有了新的方向和信心，这些都让我欣慰。

乐老师谈到要放弃二元对立的思想，实现一种复杂性的思维，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实践这一点很难，我们受二元思维影响太长了，我们现在正在过渡。生态文明的思想就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主张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态度。

另外，现在我们要想清楚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将把我们带到哪里？这个问题大家一直没有讨论过，《跨文化对话》是不是可以把我们怎么定义我们的时代，即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作为最近思考的核心问题。

刚才金丝燕谈到了基金会支持的地球公民大学，这个大学现在已经有拉美、非洲、亚洲、欧洲四大洲的合作，这个大学要就是要推动没有被传统的大学和学院派教育所吸纳的新知识的传播，并为这种新知识的传播建立平台。社会变革产生了新知识，但很多新知识没有被传统大学的分科所接受，所以人们需要新的平台。以后地球公民大学与《跨文化对话》之间可以建立新的平台，进行新的交流。

钱林森：目前是一个对我和乐老师而言都是非常的时期。关于我们31期的发稿我跟朱竞梅有过多次的沟通，应该不再有太多延误。去年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延期很长，很遗憾。这次我们一定要在上半年出版。对于31期的设置，我觉得很好，首先是金丝燕他们关于21世纪新精神的提法非常好，本来想搞一个新世纪专号，但是稿源不太多，我们就搞了一个栏目。31期有两大板块，一个是曾繁仁他们那里的生态学会议。一个是卢梭诞生300周年纪念。今年是卢梭年，卢梭这位思想家、文学家不只属于法国，而是全世界的遗产。我们收到来自全世界的很多稿子。我觉得古典经典的东西要挖掘新的思维，就如乐老师讲的复杂思维。卢梭是一个有争论的人，他思想的深度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充分解读。法国大使馆这次提供了一篇很短的文章讲卢梭的忏悔意识和羞耻观，这对个人和社会都有新的意义。

跨文化对话自1996年开会到出版《跨文化对话》集刊，到现在已十余年了，我们已经发展成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平台，我特别拥护和支持我们与北京论坛的合作。这样可以使双方的高端思考相互发表，让人很振奋。

最后，我们的编辑流程还要慢慢磨合，专栏设置要相对平衡，不要太随意。过去定的东西如圆桌笔谈、说东道西要继续，我们要使传统的栏目焕发青春。使前沿碰撞活跃起来。“说东道西”这个栏目现在由余斌接手，我们打算发表一些海内外文化随笔，但要是有深刻思考的随笔。我们的栏目设置要磨合，与三联的合作也要磨合。遇到问题不要退缩，要解决问题。我们的周期也要确定，太慢很容易被遗忘。为新的十年奋战，我们信心满满。

余  斌：我们杂志要有稳固的基石和定位，乐老师刚说到当代性，是的，我们既不是纯学术杂志也不是媒体，你给谁看需要思考。《跨文化对话》要有读者群，要对当代发言，但又不是面对普通读者，这个对我们栏目设置和文体都有特别的要求，我们的风格正在形成，但对我们往哪里去，要有更明确的意识。

唐建清：我们有法国、非洲与世界的资源，又有与北京论坛的合作，《跨文化对话》的平台现在越来越高。1996年我们开始在南京创办会议和杂志时，我们远没想到它会越来越大，资源越来越丰富！我的问题是《跨文化对话》怎么面对这个大局面，怎么提升杂志、刊物与资源。我们的出版周期、定位、风格是什么，我们是什么样的杂志，我们怎么去适应跨文化发展的格局。我们有一些特色，如比较创新的话题，这些风格要保持。而刊物的继续建设和发展是我们下面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对此编辑部与出版社要商议。我们主要要关注的还是前沿性的当代问题，如果刊期太长，将不能很好地利用当前资源，现在我们的刊物有点儿滞后。怎么平衡与适应，得想想办法。吴瀚刚谈到现在还没有被大学各科吸收的新知识，这非常有意思，我们要新又要深，这才是发展方向。

赵白生：钱林森老师刚提到21世纪新精神、新启蒙提示了我们思考我们在当代的角色。钱老师说到古典里面也可以发现新思维很有道理，我们杂志不是清一色，我们既要有古典的厚度，也要有当下的敏锐性。我们的定位、分量、价值是不是要改变也可以讨论。我们在这个短短的会后也可以继续思考我们杂志的文体、栏目与学术研究方向的问题。不过现在杂志卖76元一本太贵了。

我最近给《中国图书评论》做了一个专题。我想说一下我的简单思路：

1，关于杂志的定位，内容很关键。我们要有主题定位，十年围绕几个主题：如21世纪的新精神、生态、文明和谐等。我在文章中提出“毁三观”的问题，即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网络上的年轻人现在“三观”问题很大，三观主题值得关注。如果我们围绕几个大的主题不断生发并且不断回归，我们就能在这些主题上引领世界。现在我们需要实现从人本主义向生态视角的转换。也要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视域。

2，研究新的思维模式。五四之后一百年来年我们的基本模式是中西模式，那么2019年我们拿什么新东西纪念百年老五四呢？我们提出后五四模式，跳出中西两级模式，要放眼亚非拉，胸怀全世界。与欧洲对话很好，但非洲、拉美思维模式也要加入我们的讨论。现在中国到处在建世界城市，那么世界城市的软件和文化资源是什么？世界一盘棋怎么下？我们不能说有最终答案，但我们可以做系列尝试。我们要在文化上为决策者以及中国崛起做些事情，我们要讨论他人成功的教训与失败的经验，如伦敦污染我们还在重复。

3，我们最近做了些工作来加强跨文化对话如邀请埃及、南非、尼日利亚、阿拉伯的学者来北大讲学，另外北京的资源也非常丰富。所以十年规划，亚洲和非洲稿源的资源有一定的基础。

严  军： “北京论坛”与《跨文化对话》建立合作关系要特别感谢各位老师。“北京论坛”是北大和北京市教委合作主办的高端论坛，已经办了10年了，主题主要是关于文明的，文明繁荣、文明和谐以及建立各种文明的交流。从主旨上讲，这与《跨文化对话》的主旨完全契合，这是我们合作的基础。我们的论坛在过去10每年有年会，已有世界各地的4千位学者、政治家参加过年会，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第二个合作的基础是10年来论坛建立了一些平台：如1，年会的平台，每年10月举办年会；2，文明对话的平台，举办过儒家与伊斯兰、基督、中美核心价值等的对话；3，高端演讲的平台，非会期的演讲，乔姆斯基、霍米·巴巴、傅高义等人都曾来讲过；4，出版物的平台，大会的主旨演讲、分论坛的好文章都有中英文版，在北大出版社出版。论坛还与布莱尔基金会就信仰问题合作举办过两次会议。论坛与《跨文化对话》的合作我觉得可以在几方面展开：1，双方现有平台相互借力，论坛有好的文章，如果主题契合，可以给《对话》，《对话》有新的思想和观点也可以借论坛扩大范围，增进读者的了解。2，对于实际学术活动，《跨文化对话》可以在分论坛下组织跨文化研究的国际分论坛，召开学术研讨会。3，希望《跨文化对话》团队成为北京论坛智库的一部分，向我们推荐非常优秀的学者来作报告。4，《跨文化对话》现有的日常学术活动，单独的讨论活动北京论坛也愿意参与与支持。5，《跨文化对话》未来十年怎么扩大影响，是否可以考虑出英文版？另外就是把《跨文化对话》的文章放到更大的网站国际平台上，北京论坛在国际出版公司有专刊发表和连接，那里受众很多。

董晓萍：到昨天晚上两点，跨文化对话网站的改造刚刚结束。开这个会，我很感动，看到了这个团队的胸怀，看到了跨文化研究受到重视。在跨文化对话网站的建设方面，感谢乐老师、金丝燕的支持和鼓励。感谢唐建清和朱竞梅提供了文件资料。

北师大数字民俗学实验室，已经建立10年，在这个基础上，再建跨文化对话网站，可以吸收我们以往的经验和教训。首先，是备案。跨文化对话网站已于去年12月在工信部备案，拥有法律上的合法性，受到国家保护，这对网站的长远发展是重要的。其次，在传统文科方法研究改革方面，从纸介向网站过渡，符合教育部建设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发展方向。再次，在技术上，实现一站式查询，在近期7期杂志上，做到中、法、英互查，这为国内外读者广泛利用跨文化对话杂志提供了方便。所有30期的杂志都可以实现关键词搜索，初步做到栏目优化和组合查询。

未来的十年能做什么，能持续对话，找到个案，并改进方法。中国有悠久的思想文化传统，我们说所谓的继承和发展，是要懂得坚持什么？现在面对着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我们要需思考哪些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应该坚持的，并要为维护值得坚持的东西而去创新。我们还能在创新过程中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应该坚持的东西。中国还有大量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应该坚持和创新发展。中法两国都有很长的文化传统，有资格，也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 

金丝燕提到，目前法国学界对文学遗产和跨文化研究两个关键词很关注，这个信息很重要，我们可以思考在中国怎样研究。举个例子说，国内近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很关注，这涉及到对公共财富的认识，个案很多。我们能不能就做一个跨文化对话辞典？对非遗的文化多样性进行解释？这可以提升国人认识和管理公共财富的水平。这件事，我受到陈力川的启发，在金丝燕发来的法文资料中，有他在写给乐老师的一封信，信很长，里面提到文化、跨文化等词语应该怎样在中英法之间进行翻译。我们做过一个数字“北京”词典，里面就有历史上对北京的不同提法，如帝京、帝都、燕京、日下、首善之区、北平等。做这种辞典还是很有用的。

跨文化论坛也可以进大学，提升大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说到问题，目前网站的一个问题缺少外文翻译的人手，事实上，大家能给我们多少内容，我们就能展示多大的世界。

朱竞梅： 3月31号我收到了唐老师给的31期的电子稿，现已加工了一个多月时间，但还没有发稿。因为编辑部来了新人，有了些调整，加上选题还要签字，所以延迟了一个月，但我会带到国外探亲时加工，回来一定会发稿。

关于本刊的编辑，技术上已经比较娴熟了。刚开始时体例复杂且不规范，要改的很多，尤其是注释和翻译，所以早期编辑和校对都很有压力，现在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各方面基本已经理顺。每期出版后，样书的分发在北大和南大双方的配合下也越来越顺利。三联对此书也并非重点考虑赢利，所以做起来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压力。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周期瓶颈。三联实行严格的三审三校，重点图书甚至增加校次。对于《跨文化对话》这样字数多、专业性和学术性强、体例复杂的重点图书，三联不可能减校次，因为这种书编校过程容易出错，减校次对编辑和出版社来说都风险太大。正常情况下，从发稿到见书四五个月时间，加上一两个月的编辑加工时间，就等于差不多半年出一期。极端情况下从交稿到见书三个月，但这种情况社里出版和印制部门压力很大，毕竟要有很多其他图书为这种短周期图书在流程安排上作出让步。周期问题很难解决。有个解决办法也许是变成定期刊物，因为定期刊物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内容、字数、组稿和编辑方法上做相应的调整改变，以适应定期刊物的运作模式。比如《读书》一个月出一期，在组稿、审读、编辑、内容、写作体例、版式、排印、营销等方面，都早就形成了成熟的模式，《跨文化对话》如果向定期刊物方向发展，迟早也会形成其最适合的运作模式。目前以书代刊，出版过程变数多，周期上很难满足要求。

2014年五年合同到期，将重新报选题，签合同，字数多意味着周期长、稿费多，会在成本预算上对选题报批不利。因此明年报选题时，怎么才能让我们的成本预算基本持平，关系到选题在三联能否被批准。现在每期的定价也有些贵，但是没办法，因为定价跟发行量有关，刊物的定位是高端，这样读者圈子小，要控制印数，首印超过3000册就会压库。若转成正式刊物，形成固定的价格和周期，可以通过邮局征订，这个问题或许就克服了。

我们现在的优势是稿源很丰富，没有版面费，还有稿费，并且是核心刊物，学者在上面发文章总的来讲成本很低，所以我们对作者的吸引力会持续。劣势是每期字数太多，最近两期都接近50万字，厚厚一本，定价又高，会失去一部分目标读者，而限于在高端学术圈内阅读传播，影响力受到局限。往定期刊物的方向发展从长远来看是有利的。困难在于刊号，现在越来越难申请刊号。如果做成定期刊物，我们至少要保证它再持续10年，要保证10年的话题不枯竭，10年的作者队伍不萎缩。由于我们有这样一个群策群力的学者团队，我认为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

建议编辑部在将来工作中进一步控制每期字数。每期可以有个主打的题目，其他小栏目可以不定期，如圆桌笔谈与说东道西都可以不定期。一般35万字左右比较好。现在有些文章太长，长文的好处是问题能讲得很清楚，讲到别人没话可讲。很多传世的文章都是几万字以上的长文，但我们目前有些长文不一定要写这么长，可以挤出水分，压缩一下，分两个版本发在不同的刊物上。另外建议杂志注重时代的捕捉和定位，关注当代性和现实性，所以我们不是单纯的学术核心刊物，而是进一步具备思想前沿的性质。

最后，我们的体例目前有些杂乱，建议以后至少在同一栏目内有所统一。

吴  瀚：我们的杂志很厚重，我们也许可以出简化本，面对两种读者，学术界和大众。未来梅耶基金会支持《跨文化对话》尝试新的形式。《跨文化对话》走向世界，扩大网络，是否可以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建立联系，他们有很多活动和跨文化有关。从国际角度看，我们应了解中国怎样实现文明的过渡、思维方式的过渡，现在是过渡的时代，西方人很关心中国能提供怎样的多方面经验供他们参照。如公共经济治理、公共财富治理是现在社会讨论的前沿，我们杂志也应该关注。

金丝燕：《跨文化对话》是一个讨论真问题的平台。跨文化丛书将出版汪德迈先生的新书《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版权购买北大出版社一定要抓紧。

附注：此记录稿由张锦根据录音整理，经参会者审阅，

各有补充，乐黛云先生主持修订并审定。

2013年6月20日